在現(xiàn)代漢語中，提起女性第三人稱單數(shù)代詞，我們馬上就會想到“她”。“她”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(shù)代詞，與男性第三人稱單數(shù)代詞的“他”以及中性詞“它”并列使用。

對于這個“她”，我們可以說是司空見慣、習以為常，然而，在沿襲幾千年的古代漢語中，曾經(jīng)是沒有“她”可言的。中國古代是一個男尊女卑的夫權(quán)社會，男性是社會的中心，女性沒有社會地位，男性的“他”既可用來指代男性，也可用來指代女性和其他一切事物。“伊”字則是“她”的代言人。

《詩經(jīng)·秦風·蒹葭》有云：“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這里“伊人”指的是心中思念的那個人，可以是男性，也可以是女性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“伊”字的指代范圍逐漸縮小，在“五四”前后的文學作品中，“伊”專用指女性。所以我們現(xiàn)在聽到或看到“伊人”兩個字，心中立刻就會產(chǎn)生女子的形象。

那么，作為女性第三人稱單數(shù)代詞的“她”字究竟是如何誕生的?“她”字的背后又蘊含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文化事件?

劉半農(nóng)與“她”

“她”這一字形，在中國傳統(tǒng)字書中，早已有之。南朝顧野王所編纂的字典《玉篇》中就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，以后的各種字典，如《集韻》《篆隸萬象名義》《康熙字典》等均有收錄。

但是據(jù)《玉篇》等書中的解釋，“她”是“姐”字的異體。當時，“姐”是方言“母親”的別稱，如《說文解字》說“蜀謂母曰姐”。

那么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“她”字是什么時候出現(xiàn)的呢?這就要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劉半農(nóng)說起了。

1918年8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5卷2號刊登了周作人翻譯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說《改革》，在譯文前面，周作人特別加上了一段關(guān)于“中國第三人稱”的說明，其中透露了劉半農(nóng)的一個個人創(chuàng)意或者說大膽構(gòu)想：“中國第三人稱代名詞沒有性的分別，狠覺不便。半農(nóng)想造一個‘她’字，和‘他’字并用。”

“半農(nóng)”即是劉半農(nóng)。劉半農(nóng)，原名壽彭，后名復，他是《新青年》的重要同仁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(qū)，我國著名的文學家、語言學家、教育家。

周作人在《改革》一文中將劉半農(nóng)的個人創(chuàng)意或說大膽構(gòu)想公之于世。但是需要我們注意的是，這里，周作人說的是“半農(nóng)想造一個‘她’字”，而劉半農(nóng)去世后，魯迅在《憶劉半農(nóng)君》一文中也寫道：“他活潑、勇敢，打了幾個大仗。譬如吧，‘她’和‘它’字的創(chuàng)造，就都是的。”前面我們已經(jīng)提到，中國古書《玉篇》中已經(jīng)有了“她”字這一字形，那么為什么說劉半農(nóng)創(chuàng)造了“她”字呢?

應該說，雖然古代《玉篇》中已經(jīng)有了“她”字，但是古代的“姐”與“她”都是“母”的意思，并且古“她”字早已廢棄不用，成為一個死字。劉半農(nóng)則賦予了“她”字第三人稱陰性代詞這一新的含義，可以說是“舊字新用”“借尸還魂”。

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在《跨語際實踐：文學，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(xiàn)代性》一書中指出“這個時期(即五四時期)所發(fā)明的最迷人的新詞語之一，就是書面漢語中第三人稱代詞的性別區(qū)分”，也就是“她”字的創(chuàng)造。劉半農(nóng)讓古文字“她”起死回生，煥發(fā)出新的魅力。因此，我們說劉半農(nóng)創(chuàng)造了現(xiàn)代的指代女性的“她”字。

那么，“她”字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歷史文化背景呢?接下來咱們就講一下劉半農(nóng)提出“造”“她”字的背景，總體來說主要有兩個背景：

第一個背景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男女平等、婦女解放思想相連。

劉半農(nóng)提倡“她”字應該說是與《新青年》雜志上女子貞操問題的討論息息相關(guān)。眾所周知，《新青年》是當時最早提倡婦女解放的雜志之一，而且還是最早討論女子貞操問題的先鋒刊物。1918年5月15日，由周作人翻譯的日本著名作家與謝野晶子的《貞操論》在《新青年》4卷5號上發(fā)表，從而把“男女問題”中諸如平等、深交、同校等問題一一揭示出來。

女子在中國傳統(tǒng)中的地位不言而喻，時下女子的地位則成為新文化、新倫理、新文學先驅(qū)最為關(guān)注的話題。與一般意義上的反傳統(tǒng)沒有什么兩樣，《新青年》派的人物同樣是借助外來思潮的星星之火點燃同仁的燎原思緒。在《新青年》登了半年廣告征集關(guān)于“女子問題”的文章而寂然無聲后，周作人便翻譯了與謝野晶子的《貞操論》。雖然文章中還是以”他”稱呼與謝野晶子，但要為女性尋找一席之地，并讓“他”與“她”并行不悖的目的卻是非常明確的。

《貞操論》意在說理：“倘這貞操道德，同人生的進行發(fā)展，不生抵觸，而且有益;那時我們當他新道德，極歡迎他。若單是女子當守，男子可以寬假;那便是有抵觸，便是反使人生破綻失調(diào)的舊式道德，我們不能信賴他，又如不能強使人人遵守;因為境遇體質(zhì)不同，也定有寬嚴的差別;倘教人人強守，反使大多數(shù)的人，受虛偽壓制不正不幸的苦;那時也就不能當作我們所要求的新道德。”對執(zhí)意尋求新道德的“新青年派”同仁來說，男女的各占半邊的“半邊天”意識已經(jīng)為“她”的到來作了厚重的鋪墊。

接著，胡適的《貞操問題》在《新青年》5卷1號上發(fā)表。胡適進一步發(fā)揮了“一對一”的男女貞操觀念：“貞操不是個人的事，乃是人對人的事;不是一方面的事，乃是雙方面的事。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，心思專一，不肯再愛別人，這就是貞操。貞操是一個‘人’對別一個‘人’的一種態(tài)度。因為如此，男子對于女子，也該有同等的態(tài)度。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，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。”隨后，魯迅的《我之節(jié)烈觀》等文章進一步將這一討論深化。

1919年4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6卷4號在扉頁上以“新青年記者啟事”的名義發(fā)布《女子問題》公告。公告認為，一切社會問題、家族制度問題無不與“女子問題”有關(guān)，所以女子問題乃是今日社會的一大重要問題。為了讓男子“越俎代言”的局面成為過去，女子教育、女子職業(yè)、結(jié)婚、離婚、再醮、姑媳同居、獨身生活、避妊、女子參政、法律上女子權(quán)利等，都需要一一重新評估。

可以說，提倡男女平等、婦女解放是當時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，在這樣的“女權(quán)”形勢下，具有思想史意義的“她”字呼之欲出。

第二個背景是，“她”字的提出還與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大量翻譯外國著作有關(guān)。應該說，這也是在“五四”濃厚的開放意識下長成的碩果。早在十九世紀，外國傳教士馬禮遜、羅存德等人就已經(jīng)意識到了英文he、she、it與漢語的對接問題。早期的白話文，“他”“伊”“他(女)”都作第三人稱代詞，這種混亂的書寫方式給譯文和白話文創(chuàng)作帶來了諸多不便。

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，大量外國文學作品被譯介到中國。外來語英文中的第三人稱代詞(he、she、it)是分陽性、陰性和中性的，隨著性別不同而用詞有別，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，這種分別在當時的漢語中卻無法找到相對應的詞匯，“she”和“it”難以對譯。譯文較多的日文也遭遇這種尷尬的情形。

翻譯作品的驟增也使得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愈發(fā)混亂，因此漢語中的第三人稱代詞亟待規(guī)范和豐富。

在1918年8月之前，劉半農(nóng)就私下與友人交換過意見，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。所以在1918年8月15日的《新青年》5卷2號正值討論男女權(quán)利平等的高潮之際，周作人翻譯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說《改革》發(fā)表了，譯者在譯文前特別加上了一段關(guān)于“中國第三人稱”的說明，將劉半農(nóng)“造‘她’”的大膽構(gòu)想公之于世。

當時圍繞“她”字的論爭

魯迅在《憶劉半農(nóng)君》一文中說：“他活潑、勇敢，打了幾個大仗。譬如吧，‘她’和‘它’字的創(chuàng)造，就都是的?，F(xiàn)在看起來，自然是瑣屑得很，但那是10年前，單是提倡新式標點，就會有一大群人，如喪考‘妣’，恨不得‘食肉寢皮’，所以的確是大仗。”

周作人在將劉半農(nóng)的構(gòu)想公諸于世后，一時引起許多爭議。而提出異議的人中，周作人就是其一。他在《改革》一文的小序中提起劉半農(nóng)的構(gòu)想后，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半農(nóng)想造一個‘她’字，和‘他’字并用，這原是極好;日本用‘彼女’(Kanojo)與‘彼’(Kare)對待，也是近來新造。起初也覺生硬，用慣了就沒有什么了?，F(xiàn)在只怕‘女’旁一個‘也’字，印刷所里沒有，新鑄許多也為難，所以不能決定用他;姑且用杜撰的法子，在‘他’字下注一個‘女’字來代”。

周作人認為“她”和“他”并用極好，但又怕印刷廠沒有“她”字的字模，因此文章中凡是要用到“她”字的地方，便在“他”字下注一個“女”字來代替，寫成“他女”，以示區(qū)別。為此，他還付諸了實踐，在《新青年》雜志上翻譯俄國作家列夫·托爾斯泰的《空大鼓》、棱羅古勃的《鐵圈》、契訶夫的《可愛的人》以及丹麥作家安徒生的《賣火柴的女兒》，都采用“他女”來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。

對于周作人提出的“他”字下面注“女”的想法，胡適在1919年2月2日的《每周評論》第7號上說：“我不贊成他字下注(女)字的辦法”，但是胡適也不主張用女字旁的“她”，他主張用“那女的”來代指女性，他在翻譯法國作家莫泊桑的小說《弒父之兒》時，就采用了這個用法。而魯迅在此一時期的文學創(chuàng)作時，還是用“伊”字來代指女性。

除了胡適和魯迅，錢玄同也發(fā)表了自己的看法。1919年2月8日，錢玄同致信周作人表示：“你譯小說，于第三身的女性人稱代名詞寫作‘他女’，我想這究竟不甚好，還是讀‘他’一個字的音呢，還是讀‘他女’兩個字的音呢?”

對此，錢玄同提出了三種辦法：

一是按照日本譯“彼女”的辦法，直接寫作“他女”二字，用來指女性第三人稱。而如果是男性，則單獨一個“他”字。

二是相比劉半農(nóng)造一個“她”字，不如造一個“”字，說文解字當云，“從女，從它——它，古他字——它亦生聲”，這樣的話，“他”字和“女”字的意思都包括了。

三是如果中國字不夠的話，就拿別國的字來補。因此，不必造新字，直接寫一個“she”字?；蛘?，對于中國漢語中陽性、陰性、中性三種第三人稱代詞，全部用“he、she、it”來替代。如果不用英文，則用世界語中的“li、si、gi”來代替。

說完了這三種辦法，錢玄同自己先對這三種辦法進行了分析。

第一種用“他女”，錢玄同認為不甚妥當，因為日本的“彼女”，意思是“那個女人”，所以于文義上沒有毛病，我們?nèi)魧?ldquo;他女”二字，則有些“不詞”。

第二種造“”字，錢玄同認為可以用得。但每次要特鑄許多“”字，比較麻煩，在實際操作上或許會有點困難。而且還有一點，原話是：“我們對于漢字既認為不甚適用之物，則添造新字，好像覺得有些無謂。”也就是說，當時錢玄同等人正熱衷于鼓吹廢除漢字，漢字既然都要廢除了，那么再費力造一個新的漢字，就根本沒什么必要了。

第三種直接用英文“she”，對于當時正提倡世界語的錢玄同來說，是比較贊成的。因為在他看來，翻譯的那些小說，原是給青年學生們看的，不是給所謂的“粗識之無”和“灶婢廝養(yǎng)”的人看的。今后正當求學的學生，斷斷沒有不認得外國字的，所以老實用了外國字，一定無礙。而如果是給“粗識之無”以及“灶婢廝養(yǎng)”的人看的，則寫作“他女”，或者也可以按照普通的譯法，把“he”“she”改作“男”“女”。

1919年2月13日，周作人回信錢玄同，對于“他女”的讀法表示：“我的意思是讀作‘他’，‘女’字只是個符號。我譯《改革》這篇小說時，曾經(jīng)說明，贊成半農(nóng)那個‘她’字，因為怕排印為難，所以改作這樣。”

在將“他女”進行說明后，周作人又對錢玄同的三個辦法進行了點評，針對錢玄同造“”的提議，周作人表示：“我既然將‘她’字分開，寫作‘他女’用了，如用本字，自然沒有不贊成的道理。照你說造一“”字，文字學上的理由更為充足，我也極贊成。但這仍是眼的文字，還有點不足;所以非將他定一個與‘他’字不同的聲音才好。”

這時的周作人開始搖擺，他再度提出以“伊”字定案：“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個‘伊’字，現(xiàn)在除了伊尹、孫洪伊等人名以外，用處很少，在方言里卻尚有許多留遺的聲音。我們何妨就將這‘伊’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詞，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鑄，聲音與‘他’字又有分別，似乎一舉兩得。”

2月14日，錢玄同再次致信周作人，表示：“1.我們一面主張限制漢字，一面又來添造新漢字，終覺得有些不對。2.從舊字里造出新字，這新字又要讀舊字的古音，矯揉造作得太厲害了。3.非添鑄字模不可，恐怕印刷局又要來打麻煩。要免去這三層，則用‘伊’字最好。”最后約定：“我們行文，用定‘他’字代男性，‘伊’字代女性，等到漸漸成了習慣，也覺得彼此決不可通用了。所以我很贊成用‘伊’字的辦法。”

可以看出，錢玄同與周作人最后商議的是用“伊”代指女性，而并非是劉半農(nóng)所主張的“她”字。由此來看，《新青年》同仁內(nèi)部對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爭議還是很激烈的，劉半農(nóng)、周作人、胡適、魯迅等人的主張都有差異。

雖然周作人與錢玄同二人商定用“伊”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，但是“她”卻被當時的部分新青年所接受，并應用到了實際的文學創(chuàng)作之中。

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康白情、王統(tǒng)照、俞平伯等人?？蛋浊樵凇渡鐣芬晃闹兄苯訉?ldquo;她”設(shè)定為主人公，把“她”塑造成了一個內(nèi)心活躍但是因為社會禮俗的束縛而不能情感外露的婦人。王統(tǒng)照更是直接將“她”字作為自己文章的題目，1919年其在《曙光》雜志上發(fā)表了《她為什么死?》的文章。該文講述了山東曲阜一個名叫慧如女子的婚姻悲劇，這一主題恰恰就是新文化運動所極力反對的包辦婚姻。此外，1919年12月，俞平伯即將赴英留學時，在其所作《別她》一詩中還以“她”代指祖國。

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“她”產(chǎn)生的時代背景，因此“她”字是尋求婦女解放與評判禮教的有力武器，其實就為“她”字賦予了新的思想內(nèi)涵。新青年們對于“她”字的使用在文學上的價值不斷地被凸顯出來。而在實際的翻譯活動中，因為需要對譯所以“她”字具有更大的優(yōu)勢。對于“她”字使用的增加激出了關(guān)于“她”字是否適用的爭論。

當時社會上也展開了關(guān)于“她”字的大辯論。我們這里介紹一位“她”字的堅決反對者，那個人就是寒冰。

1920年4月3日，《新人》雜志創(chuàng)刊號刊登了寒冰的《這是劉半農(nóng)的錯》一文，指名道姓地批評劉半農(nóng)，將“她”字的創(chuàng)造描述成是畫蛇添足，毫無必要，理由如下：首先，第一、第二人稱的“我”“汝”等字，并沒有陰陽性可分，因此，第三人稱“他”也沒必要加以區(qū)分;其次，“她”和“他”字，只能在閱讀時分別，而讀音時并不能區(qū)別，所以該字是沒有多少意義的。

1920年4月，關(guān)于“她”字的爭論進入了一個高潮時期，于是在《新人》雜志第1卷第2期上，主編王無為將發(fā)表在《學燈》《新人》等雜志報刊上關(guān)于“她”字的文章，匯總在一起，集中做了一期“‘她’字問題的辯論”，供人們探討。

針對寒冰廢棄“她”字的理由，孫祖基、鄒政堅、夢沈、大同等人分別從各自的角度進行反駁或質(zhì)疑。在這場爭論中，寒冰可謂以一敵百，不管別人怎么反駁，始終堅持一個看法，那就是“她”字無論如何也不能使用。

此時的劉半農(nóng)已經(jīng)在1920年春去英國留學，不過他自己訂了一份《時事新報》，所以對國內(nèi)關(guān)于“她”字的討論也有所了解。當他看到寒冰對他的批評后，心中極其憤慨，說道：“原來我主張造一個‘她’字，我自己并沒有發(fā)表過意見，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過一提;又因為我自己對于這個字的讀音上，還有些懷疑，所以用的時候也很少(好象是至今還沒有用過，可記不清楚了)可是寒冰君不要說，‘好!給我一罵，他就想抵賴了!’我決不如此怯弱，我至今還是這樣的主張;或者因為寒冰君的一駁;反使我主張更堅。”

1920年6月6日，劉半農(nóng)寫成《“她”字問題》一文，并將其寄給上海《時事新報》的副刊《學燈》，只不過直到1920年8月9日才刊出。

在這篇文章中，劉半農(nóng)第一次正式提出主張使用“她”字：“一、中國文字中，要不要有一個第三位陰性代詞?二、如其要的，我們能不能就用‘她’字?”

實際上，從上述的論爭中可以看出，所有參與論爭的人沒有人否認“第三位陰性代詞”存在的必要性。因此，劉半農(nóng)的第一個要點實際上并不存在辯論的必要。

而對于這個“第三位陰性代詞”是不是一定要用“她”字，劉半農(nóng)給出的理由則是“一，若是說，這個字，是從前沒有的，我們不能憑空造得。我說，假使后來的人不能造前人未造的字，為什么無論那一國的字書，都是隨著年代增加分量，并不要永遠不動呢?二，若是說，這個字，從前就有的，意思可不是這樣講，我們不能妄改古義。我說，我們所作的文章里，凡是虛字(連代詞也是如此)，幾乎十個里有九個不是古義。三，若是說，這個字自有本音，我們不能改讀作‘他’音。我說，‘她’字應否竟讀為‘他’，下文另有討論”。

因此，劉半農(nóng)認為“因為事實上的需要，又因為這一個符號，形式和‘他’字極象，容易辨認，而又有顯然的分別，不至于誤認，所以盡可以用得。”

寒冰看到劉半農(nóng)的《“她”字問題》后，當天就寫下來《續(xù)論<她字問題>》一文進行回應，并在1920年8月12日刊登于《學燈》上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寒冰從幾個方面對劉半農(nóng)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，“造字借字，必須三要素：第一音符，第二便利，第三不勉強”，若按劉半農(nóng)造字改音的辦法，“她字音不能表字，音符的作用失了;用口讀不得，不便利了;只就譯文的便利，及分為‘強式弱式’兩方面著想，太勉強了”，因此寒冰認為“她字無論如何都是要不得的”。

1920年的9月4日，劉半農(nóng)在倫敦創(chuàng)作詩歌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這首詩歌的創(chuàng)作是以其留學英倫為背景的。劉半農(nóng)將個人的思鄉(xiāng)感情與對祖國的懷念之情編織在一起，寫出了以“她”為物件的情詩。這首詩最初發(fā)表在1923年的《晨報副刊》上，詩名叫《情歌》。但這并非是劉半農(nóng)自己投稿，因為在該詩的“后記”中是署名為“洪熙”，并說道：“我想遠在異邦的劉先生，或者不至于見怪罷”。而這位洪熙儼然對于該詩有自己的理解，其寫道：“這詩的格調(diào)意境，在新詩界為不可多得的作品。我自失戀以來，幾乎沒有一日不背誦他。現(xiàn)在特地抄出來發(fā)表，介紹給國內(nèi)的失戀青年。”

實際上，劉半農(nóng)還是很“見怪”的，這不是因為洪熙擅自發(fā)表他的詩，而是理解錯了其詩的含義。因此，在1926年6月劉半農(nóng)出版他的白話詩集《揚鞭集》時，將這首詩命名為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顯然，劉半農(nóng)并不將該詩視為“情詩”，而是將其作為思念祖國的情感表達。

在這首詩中，劉半農(nóng)將“她”字貫穿全篇，音律和諧，優(yōu)美流暢，讓人感覺到原來用這個新“造”的而且引起廣泛爭議的“她”字，也能創(chuàng)作出這么好的詩歌。英國倫敦的許多留學生都為劉半農(nóng)的詩所感動，眾生吟誦。后來，主攻語言學的趙元任還專門為這首詩歌譜寫了樂曲。從此，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不脛而走，廣為流傳，“她”字也被更多的人熟識和接受。

“她”字的認同及流行

在“她”字被認同的過程中，有一個強勁的“對手”，就是“伊”字。前文我們說過，在古代“伊”字也做第三人稱代詞使用，原本在使用上沒有性別上的差異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“伊”字的指代范圍逐漸縮小，在“五四”前后的文學作品中，“伊”專用指女性。

比如1919年，周作人與錢玄同在通信中約定采用“伊”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，魯迅在1922年寫《吶喊·自序》時，也是使用“伊”字。語言學家陳望道也主張采用“伊”，不采用“她”，并且提出了具體理由：“(一)‘她’是新造的字，鉛字盡須新鑄，印刷稍有不便。(二)‘她’讀作‘他’，口里仍無分別;讀作‘伊’，何如徑用‘伊’。”同時指出采用“伊”字的緣由：“1.‘伊’是原有的字;2.‘伊’同口語‘其’相近;3.將某身身次代名詞縮小范圍，很有歷史上的根據(jù)。因此，我就采用‘伊’，不采用‘她’。”

在1919—1922年間，茅盾、冰心、李大釗、劉大白、黎錦熙等眾多文學界、語言界、輿論界活躍人物也都使用“伊”字。

劉半農(nóng)指出：“‘伊’與‘他’聲音是分別得清楚了，卻還有幾處不如‘她’：一、口語中用‘伊’字當?shù)谌淮~的，地域很小，難求普遍;二、‘伊’字的形式，表現(xiàn)女性，沒有‘她’字明白;三、‘伊’字偏近文言，用于白話中，有些不倫不類。所以，最好是就用‘她’字，卻在聲音上略略改變一點。”

1920年，陳望道、沈玄廬、李漢俊等人開始主張第三人稱代詞分化。劉半農(nóng)：“我現(xiàn)在還覺得第三位代詞，除‘她’字外，還應當另造一字，以代無生物。”

“他、她、牠”代詞系統(tǒng)的建立，對“她”字的認同與流行極為重要。

1921年1月，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文學刊物之一《小說月報》進行改革，開始引導“她”的潮流。茅盾、冰心、葉圣陶等知名作家都陸續(xù)改用“她”字。

隨著國語運動的不斷發(fā)展，“她”字被納入到了國語運動之中。中華書局1923年底出版的《國語普通詞典》中，居然用“她”來解釋“伊”字，從而賦予前者一個更普遍的地位。

1924年前后，社會上對“她”字的認同明顯增強。魯迅在1924年2月寫的小說《祝?！分校呀?jīng)使用了“她”字，比如：“大家都叫她祥林嫂;沒問她姓什么，但中人是衛(wèi)家山人，既說是鄰居，那大概也就姓衛(wèi)了。她不很愛說話，別人問了才回答，答的也不多。直到十幾天之后，這才陸續(xù)的知道她家里還有嚴厲的婆婆，一個小叔子，十多歲，能打柴了;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;他本來也打柴為生，比她小十歲：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。”

1924年7月，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召開第三屆年會。在“國語教學組”中蔡曉舟提出了“請采用她牠哪等代名詞及形容詞并規(guī)定其讀音以改進國語案”。經(jīng)過討論，最終決議為“‘她’字相當于英文的‘she’，德文的‘sie’，是指第三身的女性代名詞，國音讀作‘一’陰平聲，與第三身男性代名詞。——相當于英文‘he’的‘他’不同、‘他’國音讀作‘ㄊㄚ’陰平聲”。這一讀音是以“趙元任博士的國語留聲機片所發(fā)的音為標準”。該決議案最終由中華教育改進社“送到教育部國語統(tǒng)一籌備會去請求采入《國音字典》，以資提倡而期普及，并請本社朱經(jīng)農(nóng)，陶行知兩先生函約商務(wù)印書館《平民千字課》再版時，即采用此等字”。

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，“她”字在中國開始流行。

應該說，“她”字的產(chǎn)生其思想內(nèi)涵經(jīng)歷了婦女是“被壓迫者”到樹立“獨立女性”的一個歷史的轉(zhuǎn)變。在這一轉(zhuǎn)變的過程中，“她”經(jīng)歷了由形式到內(nèi)容的中國化，引領(lǐng)了中國新文學的發(fā)展，也折射了中國社會的發(fā)展與進步。“她”的出現(xiàn)是女性解放、男女平等的思想史上的里程碑。“她”不僅僅是一個字的形式創(chuàng)意問題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，在“她”身上灌注著生氣淋漓的現(xiàn)代性。(　張寶明)